老街上的刻章师傅 手艺和年华一起老去
很久以前曾流传着“萧山老街数坎山”的说法,旧时坎山老街十里繁华,妇孺皆知。现如今,年轻一辈渐渐搬离,热闹不复。正值冬日,老街更显寂寥,往深处走,偶见追逐的顽童和门廊暗影中枯坐的老人。
高官海正在刻章
留了一屋子“历史”
走到下街100号,屋檐下戳出一块招牌,写着“坎山下街刻印社”, 店门洞开,店内桌椅蒙尘。 71岁的高官海是这家刻印社的“掌柜”,他说这家店已经开了三四十年,连浮尘也有些年头了。
进门左侧摆着一个约半人高的三层玻璃展柜,里面散落着十来枚积了厚厚一层灰的印章。展柜后面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色杂物:用旧的刻刀、几盒新旧不一的印泥、两串钥匙胚、一盒打磨钥匙的工具、用坏的笔、盖着印章的旧报纸。再往后,矮柜上堆着一摞摞旧报纸、杂志。右侧一角还有一个弃用的水缸,靠水缸放着一盆塑料印章材料……“生意一年不如一年,有些年没收拾了。”高官海边说边摇头,这种“疲懒”似乎是他对好景不再的本能抵抗。
林林总总的物件儿里,高官海最常用的只有一把刻刀、两副印章夹子、一册有着各种字体对照的《刻字入门》和一本1990年版的《新华字典》。年纪大起来后,老花镜也算是必备行头。他的刻刀是相熟的铁匠打的,和他一样朴素,一条刀片,两侧贴两片木头,再用细麻绳扎紧,时间长了,麻绳上已经结了一层油污。印章夹子是木匠的“杰作”,几十年下来,用来固定印章的木片已经磨得乌黑发亮。
前不久,他接了一单刻图章的活,言谈间他打开已经看不出本色的老式台灯,就着昏黄的灯光,在差不多成形的图章上“精雕细刻”起来。
拜师学艺的那些年
与那些将篆刻当成兴趣爱好的书画大家不同,对于只有小学文凭的高官海来说,刻章制印只能算是一门手艺、一项谋生的技能。
高官海的这门手艺是家传的。十来岁的时候,靠刻章谋生的父亲领他入了门。几年之后,父亲技艺尽授,他仍觉得“学艺不精”。托人多方打听后,15岁那年,他一个人到了萧山城厢镇刻字店,当起了“学徒”。之前打下的底子,让他很快脱颖而出,一枚印章,从选定材料,到制作完成,不过半个钟头功夫。“那时候我的工资要比其他一起学习的人高一些,第一年一个月16元,第二年18元,第三年有20元。”说到年轻时的事情,高官海略微浑浊的眼里多了几分神采。
30岁出头,高官海几经辗转后在坎山下街落了脚,租了间临街店面,开门迎客。那时候刻制印章纯靠手工,坎山会刻章的人也不多,高官海的刻印店生意还算不错。“别人在工厂里做一个月赚几十元,我每天在店里动动手指也能有这么多,负担一家人的开销足够了。”谁知道这家刻印社一开就开了快四十年,时光从他锋利的刻刀下悄悄淌过,教会他手艺的父亲过世了,牙牙学语的儿子长大成人了,老伴两鬓斑白了,而他自己也已经不常拿起刻刀了。
手艺随岁月走远
现在,除了帮街坊邻居刻几枚简单的图章,高官海几乎已经接不到需要亲自动手的生意了。“年纪大了,眼睛看不清楚。再说,用机器做印章快多啦,没人要手刻了。”高官海说。
这么多年,高官海从未收徒,他的儿子对这一行也不感兴趣。“靠手艺吃饭确实不容易,很多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。”他边说边晃了晃满是老茧的手,这才发现他的左手拇指是没有指甲的。以前为了制作木质印章,他要把长木条割成小块,再打磨光滑。
有次打磨木块时一分神,刀刃戳到了左手拇指上,立刻血流如注。这一伤,高官海休息了大半年。“受伤了也得开门啊,家里还指望着,还好右手没事,勉强可以做活。”
然而,勤勉的手艺人还是没能跑赢飞速发展的技术。现在,一台激光刻章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一枚印章,而且可挑选的样式也很多。
除了作收藏用,手工刻章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。高官海现在也做起了机器刻章的买卖,但他不会操作电脑和机器,只能做个“中间人”。当问起他会不会觉得手艺失传太可惜时,他说,老底子的手艺确实比不得机器,但总还是有喜欢这些的人吧。
街上的老店铺陆续关张,高官海的刻印店也冷清得很,但他还是每天一早来开门。“就当是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吧,和左邻右舍聊聊天也好。”